近兩年來，受全球金融危機和國際經濟增長乏力的影響，我國外貿增速明顯回落。從國內環境來看，勞動力工資上漲，造成了出口企業成本激增，擠壓利潤空間，企業生存壓力巨大;我國出口產品附加值偏低，處于產業鏈分工的低端等問題矛盾突出，我國傳統的依靠資源能源、勞動力等要素投入的對外貿易發展方式，已經到了亟須轉變的關鍵階段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推動開放朝著優化結構、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轉變”方針。加強和完善對外貿易結構的轉型升級，是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之舉，其基本思路是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全方位提高外貿競爭力，實現外貿發展的可持續性，這是打造中國貿易結構轉型“升級版”的應有之義。
國際背景—
貿易摩擦增加 環保要求嚴苛
改革開放至今，對外貿易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增長。有研究表明，20世紀90年代，外貿出口每增長10%，能夠推動我國GDP增長1%，成果卓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更深層次地融入了全球經濟，但并未改變經濟增長過多依賴國際市場的外需主導型模式，對外貿易依存度越來越高。
與此同時，中國對外貿易擴張帶來的貿易順差，也使得我國更易于遭遇貿易摩擦和貿易爭端。貿易順差經常成為主要貿易伙伴國尤其是發達國家對我們挑起事端和施壓的工具與手段。此外，金融危機之后，以美、歐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遭受重創，國際市場不確定性增強，發展中經濟體減速，外部環境的波動和市場需求的下降對中國出口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2012年1月中國出口出現自2009年12月以來首次負增長，總體外貿形勢不容樂觀。
全球經濟低碳化變革，傳統貿易增長方式面臨資源環境壓力。低碳經濟的發展是全球化的大趨勢，加速新能源的開發利用、轉變新型經濟的發展模式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各國的共同目標。由于高耗能產品的生產過程中，要消耗大量煤炭、石油、天然氣等燃料，產生大量二氧化碳，導致全球氣溫變暖，發達國家提出了針對高耗能產品的出口征收碳關稅的提議。瑞典、意大利、丹麥以及加拿大的部分地區已經開始施行本國范圍內的碳稅征收;2009年美國通過了《清潔能源安全法案》;法國提出從2010年起，對凡是在環保立法方面的嚴格性低于歐盟國家的進口產品開始征收“碳關稅”。
近10年來，中國外貿迅速發展對資源和環境的負面影響日益顯著。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早期發展貿易重經濟效應，輕環境效應，環境管制相對寬松，貿易自由化和開放政策導致了一些高污染、高消耗的產業從發達國家向我國轉移，形成了“污染避風港”現象。一旦碳關稅開始使用和推行，中國外貿出口將面臨新的貿易保護主義，碳關稅會增加產品生產和銷售成本，我國產品的價格優勢將進一步喪失。因此，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低碳背景下，中國外貿發展必然面臨日益收緊的資源和環境約束。
國內壓力—
生產成本上升 貿易附加值低
人民幣升值、原材料價格上漲等導致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優勢在減弱。隨著中國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以及“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中國外貿企業長期倚賴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正在逐步消失，中國就業人員年均工資增長顯著高于同期東南亞各國的工資上漲速度。2012年阿迪達斯工廠遷至東南亞國家的事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更多的外貿企業不得不從沿海地區轉移到勞動力工資和土地租金相對較低的中西部地區或緬甸、越南、老撾等東南亞國家。
然而，對中國外貿企業而言，一味追求用工成本，追隨廉價勞動力成本的“候鳥式”產業轉移，并非良性發展的長久之計。例如，江西省南昌市作為二線城市，勞動力相對充足。中國社會科學院調研數據顯示，2009年南昌市社會平均工資為2538元/月，2010年達到2920元/月，同比增長15%，2011年達到3318元/月，同比增長13.6%，近3年連續增長比率超過10%。而2010年上海地區社會平均工資為3700元/月，2011年為4331元/月，南昌市用工成本優勢并不明顯。
以成本優勢為主要競爭力的外貿發展方式，要求經濟政策立足于減少企業的生產和貿易成本，降低出口企業的相對出口價格，增強競爭力。然而，重視短期效果的外貿刺激政策不能很好地與企業或產業的轉型升級協調配合，政策的空間和邊際效應只會越來越小。事實證明，建立在勞動力優勢基礎上的經濟體，在生產要素比較優勢動態變化過程中，往往難以長時間保持競爭優勢。
中國出口貿易產品所處的產業層次較低，處于國際分工產業鏈的低端，貿易附加值低。貿易附加值過低，可能導致“貧困化增長”。所謂“貧困化增長”指的是一國通過全球價值鏈分工發展出口導向型產業的過程中，由于分工格局和上游企業對升級的控制，一國企業被鎖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環節的現象。以紡織行業為例，我國紡織服裝業出口額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起呈現高速增長，但是從2007年開始，平均單價卻在不斷下降，國內代工企業(OEM)的分配地位日趨惡化。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和貿易方式升級正是面臨著這種低端“鎖定性”的危險。以iPhone手機的全球化生產為例，共有5個國家的9個公司參與手機零部件的生產，最終由中國深圳華為公司進行組裝。中國制造僅占iPhone手機總附加值的3.6%。OEM企業的轉型還面臨著管理能力不足、技術水平不高、品牌欠缺等難題。
此外，中國外貿長期“一條腿”走路，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發展嚴重不平衡。2012年服務貿易的巨額逆差使外貿凈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繼續為負，發展中國服務貿易已經成為中國經濟非常重要、迫切的一個關鍵事項。
路徑選擇—
從低端參與型邁向自主主導型
建立在動態、持續基礎上的產業轉型和升級是許多國家貿易結構轉型成功的重要經驗。隨著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不斷被削弱，產業轉移、轉型升級是重塑中國外貿競爭力的必然之路。
近10年來，中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鼓勵性措施，貿易結構轉型取得了一定成績。我國外貿依存度在經歷了入世初期的快速增加后，從2006年67%的高點開始回落，2012年在2011年基礎上再度回落3.1個百分點，回到50%以下，為47%。其次，在貿易方式、貿易國別、貿易產品結構和國內區域布局等方面,均出現了趨好的變化。
中國外貿發展方式的轉變，首先要從根本上實現貿易發展戰略的轉變，完成從過去的低端參與型貿易格局到自主主導型貿易格局的轉變。加速實現從大力發展外資企業廣泛參與,甚至外資在某些高技術產品領域為主導的加工貿易，到培育和打造中國自己的跨國公司以及本土企業主導的貿易轉變;實現從鼓勵和支持以國外品牌為主的貼牌貿易，到以大力扶持自有品牌的貿易形式轉變;實現從認可和容忍以依賴國外技術為主的貿易，到鼓勵和支持基于自主知識產權之上的貿易的轉變。
其次，從行業發展看，對于勞動密集型的傳統出口產業，一方面推動其向產品鏈研發、設計和銷售等高利潤環節發展，另一方面要鼓勵其轉移和有步驟的退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方式主要是產品內分工，利用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和廉價的優勢，成為了全球的制造中心;而國際發展經驗表明，當人均GDP提高到一定水平，勞動力成本不再具有價格優勢時，這部分產業轉移是不可避免的趨勢。2012年我國人均GDP達6100美元;根據2011年《新興經濟體藍皮書》預測，如果中國持續保持7%—8%的增速，2015年我國可實現人均GDP接近1萬美元。勞動密集型產品由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向國外轉是必然的選擇。
對于高技術類產品生產和高端制造業，推動出口貿易產品的功能升級，推進生產行業向國際產業鏈的高端攀升，提高產品質量和利潤水平，從而完成自主品牌產品的生產和產業的升級;延長產業鏈，促進加工貿易配套體系向研發設計、創立品牌、生產制造、營銷服務產業鏈上下游延伸提高產品附加值。此外，從政策引導上看，還需要地方政府根據自身區位、要素稟賦、產業基礎等實際出發，研究制定符合本地區實際的鼓勵性行業發展措施。
最后，從微觀企業的角度看，中國外貿企業轉型經營自有品牌，不僅需要提高企業經營效率，更要重視產品差異化和產品創新。中國制造業在參與國際競爭中走“國際代工”的道路，是一種內生的自然選擇;而只有通過大規模地創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國際品牌，才能實現中國經濟整體的產業升級。盡管目前這個階段還未到來，但社會和政府應不失時機地創造市場基礎和需求條件，配置品牌企業所需要的文化自信和制度條件，幫助一些先進企業逐步從OEM向原始設計制造商(ODM)再向代工廠經營自有品牌(OBM)轉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管理能力和國內產業配套能力是影響貿易升級的重要因素。
